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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學者為紀念陳延熙教授誕辰100周年撰寫紀念文章

徒仰典型遺世 猶慰風範永存
——紀念陳延熙先生百歲冥壽
靳晉


每當我念及我的農大恩師時,首先想到的就是澳大利亞曆史悠久的悉尼大學“校訓”,那個以拉丁文銘刻在浮雕上的八個大字——“繁星縱變 智慧永恒”。
1949年暑期我考入清華大學農學院,隨即清華、北大、華大三校農學院合並成立北京農業大學,我異常興奮,因為合並後集中了我所崇敬的眾多名師。雖然現在他們都已“縱變”,就像Yoplay Games老祖宗們說的——“歸天了”,即成了一個個“繁星”在天,他們的“智慧永恒”!
不久前我寫了一個小文——“敢為農大恩師‘亮劍’”,一是有感於胡小鬆教授的幾本書出版,二是作為“老農大人”對農大的情感所致。小文隻給少數同仁,不敢擴大,因為要寫的恩師太多了。那麽為什麽我第一個要寫陳延熙先生呢?說來話長。
陳延熙先生並沒有教過我,但我認為他是農大“星”級大師第一人。
一入農大,我是農藝學係學生,當時就學習蘇聯老大哥改為“農學係”。外語課學俄文,以米丘林、李森科生物學為農學的基礎課。就在一年級下學期(1950年上半年),在圖書館見到《遺傳及其變異》一書,不大不厚,作者李森科院士。譯者李景均、陳延熙,是從英譯本翻過來的。李景均是Yoplay Games農學係的係主任,著名的遺傳學家,還沒有見過麵,就被逼出走美國,陳延熙並不知何許人也。而“遺傳學”對我更是高深莫測,可能是大四才能學的課程。但給我印象極深的是,一、李、陳二位先生的英文一定很好,因是英譯本;二、李、陳二位先生的遺傳學造詣了得,不然不敢翻譯蘇聯權威李森科院士的專業著作(這一點後來被我證實了。1953年畢業後我恰恰是留校在“俄文翻譯室”做翻譯助教,很長時間沒人敢翻譯俄文原版的李森科院士大塊頭的《農業生物學》一書)。陳延熙先生的名字從此就印象很深,但是未曾謀麵。
第一次和陳先生見麵是因工作在1956年春天。
1955年4月我被調到新成立不久的“科學研究部”從事科研管理工作,同時兼管“科研試驗站”,這和老教師們打交道很頻繁。1956年春天,周總理號召向科學進軍,由國家科委主持各部委參加,在友誼、西苑賓館,集中全國各行各業專家製訂全國十年長遠科學研究規劃,農大由沈其益副校長帶隊,25位老師參加,我隨隊具體操作,在西苑賓館整整住了45天,不僅是農大的,而且協助農業部、國家科委最後完成“農業科學研究十年長遠規劃”。在這裏我第一次接觸陳先生而且是他私下找的我。
陳先生對我說:“靳晉同誌呀,你要在這裏呆很長時間完成最後規劃的製訂,但要注意一個傾向,不要因為來的都是專家教授,他們提出來的科研項目都是代表學科的和生產急需的,不一定,有些就是隻代表他個人。”我聽了非常吃驚。對陳先生說,你提的太對了,我已經感覺到有些專家急急忙忙來就是要把他個人的科研項目塞進十年長遠規劃裏就完成任務走人。這第一次見麵給我深刻印象就是陳先生看的遠,在科研方麵是從大局出發、長遠考慮、實在實用,沒有私心。陳先生還對我說,人有些私心並不太要緊,也不一定會產生很大影響。但Yoplay Games在大方向上一定要看得清,把握得住。從此我對陳先生更加崇敬。1957年“反右”之後,陳先生去了民主德國,很長時間沒有見到他。
陳先生回校大概是1961年以後的事,他住在學生宿舍二號樓最西頭南麵的一間大房子裏。很忙,約他談話都得在晚上10點鍾以後,一談就得到次日淩晨,陳先生健談是有名的。
第一次約談我印象很深,至今仍曆曆在目,諄諄在耳。像我這樣剛出茅廬的小不點,約一位老專家教授談話,不但被欣然歡迎,而且如同親人,無話不談,有聲有色。陳先生一開始還是談的1956年十年農業科研長期規劃,規劃還是蠻有水平的,可是第二年就是“反右”,一下子把知識分子打下去了,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還能幹什麽?隻接著大躍進、大煉鋼鐵、放衛星,我倒是去了民主德國,躲過去了。現在我回來了,正趕上三年困難時期,“調整、整頓”,看是不是能夠從“教訓”中得到恢複,Yoplay Games黨就是在不斷吸取教訓中成長壯大起來的,要有這樣的信心。順著這個思路,陳先生說了很多黨的建設發展史,我聽著倒覺得陳先生是個政治課教員,而且談得生動活潑毫不灰澀。這時我發現陳先生抽煙抽得很厲害,邊抽邊凝思、邊講話,聲色俱厲;同時喝茶也很多,而且是濃茶。我想煙和茶一定是幫助他思考和講話的重要提神劑。
陳先生接著說,三年困難要恢複過來首先是農業,農業是最重要,讓大家要吃飽飯,以後還要吃得好,不但要吃得好,還要吃得健康…….但是所談的沒有提到植物病害問題,大概他知道我是學農學的出身而不是學植病的。
第二、三次談話的範圍就更廣泛了,真是政治、文史、社會無所不談,但從來沒有談到他個人很早就參加革命的曆史。我知道還是1990年追悼會(當時我去美國探親未能參加)後見到陳先生的“生平”材料上說明他是1932年參加革命的。這也使我驚訝不已。陳先生是從不表現、從不張揚自己不論是個人革命生涯一麵,或是個人成就一麵的謙謙君子。記得大概是第三次談話最後,陳先生突然對我說,到我這裏來聊天的人不少,你可能是最多的一位,我告訴你一個秘密,好幾個人都問我,你在東德這麽多年,又可以去西德和柏林,一定留有不少馬克吧?我告訴他們沒有,馬克都給我抽煙抽沒了。你知道中國的煙葉子在世界是精品,一包中國香煙要抵德國煙5-6包,即使德國煙裏摻了些中國煙草,價錢也比德國煙貴幾倍.雪茄煙外包一層中國煙葉子,價錢又比德國雪茄翻幾翻,德國煙不好抽,我隻抽中國煙,馬克都給中國煙稅作貢獻了。我的煙癮是很大的,我又愛喝茶,中國茶在外國也了得,但從國內帶一包我可以喝很久;而煙酒是專賣的,從國內帶煙出國是受限製的……。那天從陳先生屋裏出來,不知天降大雪,我是踩著雪“吱——吱——吱”一聲一聲回到家,一點沒覺得累,一點沒覺得冷,心裏反而是熱乎乎的,到家已是翌晨一點多鍾,被說了一通“談什麽了呢,這麽晚才回來!”
大約是1964年左右,陳先生研究甘薯黑斑病,我又很奇怪,但我幫他搬運貯藏甘薯,在馬連窪實驗站植保站,在二號樓地下人防室,都有我這個勞動力。我當時想,大教授都是研究大作物病害的,稻麥棉哪、經濟作物也是果樹哪,甚至煙草之類。陳先生怎麽偏偏研究甘薯(病害)來了?甘薯不僅難登大雅之堂,且是備荒之糧,特別是三年困難時期,幾乎就是靠甘薯湯水“糊弄”肚皮了,現在很多人見了甘薯就反感、就討厭,就是“吃傷了、再也不要吃了”、“吃了泛酸水”、“吃了浮腫”,“見了甘薯就想起三年困難時期吃不上飯的苦日了!”這是當時對甘薯的評價!可是現在看起來陳先生是多麽有遠見。今天的甘薯不僅是保健品,甚至是“治癌防癌冠軍”,而且發展“紫薯”等各式各樣新品種。後來也才知道,陳先生不僅用極簡要的方法防治甘薯黑斑病為生產做出巨大貢獻,而且由甘薯黑斑病菌與幹腐病菌等不僅具有複合侵染的特性,而且具有潛伏浸染的特性!打破了過去“單一病原”及“柯赫法則”的局限性。我這才懂得為什麽六十年代中陳先生如此重視甘薯病害的研究。這我又轉到我知道的植物病理學界的“南北二林關於柑桔黃龍病的學術爭論”,自始至終陳先生是正確一方的代表。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感到陳先生會首當其衝,因為以他的學識、經曆、必然會與紅衛兵理論理論,甚至開導他們,而小將們絕不會買賬,必然要遭到批鬥。扣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是小事,可能是“極端反動”,因為其他“權威”都已俯首就擒,陳先生可是反動“革命”權威,果不其然,陳先生文革初期受到的衝擊大於其他權威,身心重創!以後仍難免其難。
記得是1966年初大串連返校,“二月逆流”之後不久,我有機會見到陳先生並和他又深聊了一次,一開始他仍然痛心的是1956年的十年農業科研長遠規劃,他說到今年正好是十年,應該是收獲季節,如果不是年年的政治運動,Yoplay Games國家的科研是碩果累累,國家的經濟實力會大大增強,國際地位也會大大提高,可惜了大好十年光景,時不再來!可是他仍然堅信,Yoplay Games黨是在不斷總結教訓中成長壯大起來的,終究會撥亂反正,走向正確的道路繼續前進。自始至終陳先生沒有提他在文革中遭受的種種磨難。最後他還不無幽默地對我說:“運動不落後,消遙自消遙,教書無學生,科研研不了,抓空偷休閑,翻譯還能搞”,他開始考慮翻譯美國一本經典著作《植病病害的發生與防治》,可能受這本書的啟發,奠定了他1978年在陽朔會議上十批判發言的基礎思路。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極大地激發了陳先生的革命和科研熱情,他幾乎是瘋狂般全身心地灌注到植物病理學的事業當中。我和他接觸並不多,但關注到並積極支持他每一項重大科研舉措,七十年代末在他創意和支持下,經農業部批準在農大成立我國第一個“植物病害生物防治研究室”,後來發展為“植物生態工程研究所”。到八十年代,陳先生的科學思想達到另一個高峰,就是“增產菌”的發明。
這個期間,陳先生完全不顧辛勞,幾乎跑遍全國,不斷地報告、講學、培訓、談話,並親自動手實驗,把他的植物病理十批判思想,把他的增產菌實用價值和創造,做到深入全國植病生防事業中,把他的教學、科研、生產工作深入到廣大農民的心目之中。其所發揮作用,不是能以增產多少斤糧食,農民增收多少元錢可以計算的。至今我還記得湖北省植保站站長靳亮這個人的名字(因為姓靳的太少了)。記得我參加陳先生親自主持的北京通縣增產菌現場會一天的盛況,陳先生真正是親自深入到教學、科研、生產和普及推廣第一線的不知疲倦的農大恩師第一人!(請注意我前麵用的“瘋狂般”、“全身心”、“灌注到”三個用詞。)
1978年陽朔會議我沒有參加,關於陳先生主題發言植物病理學的十批判我毫不知情,了解其內容和劃時代的意義還是最近的事,但1988年的“增產菌學術研討會議”,我參加了並親聆於光遠前輩對增產菌的評價,當時我的記錄不全,還是梅汝鴻老師整理得準確。於光遠前輩說:“增產菌在自然科學實踐中豐富、發展了唯物辯證法”,“增產菌工作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典範”,這個評價在當時是相當有深度的。在今天看來,不僅僅是從哲學的高度評價了陳先生的科研工作,而且是從哲學的高度評價了陳先生的為人。薛葆鼎前輩後來著文大力推廣增產菌發出呼籲的文章也是我後來才知道的。能有這樣的前輩對陳先生工作和為人的評價和推崇,陳先生是農大恩師中的第一人!
順便提一下境外植病學界對陳先生的尊崇。台灣中興大學資深植病係教授、台灣植物病理學會理事長孫守恭教授,曾來參加在我校召開的全國植病學術會,我在會上認識了孫教授。很巧,孫教授是山東人,和我同鄉,同時又是農大的親戚,他的夫人是我校原基建處李征牮同誌的妹妹,我多次訪台到台中,孫教授都親自陪同我活動。記得1992年在台中與孫教授相見,我問起他對當時北京農大植病係老師們的看法,孫教授第一個和我說的就是陳延熙教授。根據孫教授的看法,我總結了兩句話:
“植病學集曆屆大成,微生態創近世先河”
在於、薛前輩的高度評價和推介的大好形勢下,陳先生更是意氣風發大顯身手、全力發展他學術思想和生產成就之時,陳先生病了。他是積勞累病了的、他是思想高度集中和緊張下病的,他是那顆心放不下農民、農業、科學,乃至他為國家匹夫有責而病的。即使在病中,仍以驚人的毅力一方麵與疾病鬥爭,一方麵繼續忘我工作。但就在這一艱難痛苦的時刻,陳先生卻遭到了不公平的對待。不到兩年,1990年年底,陳先生竟撒手人寰而離世,享年76歲,按照聯合國的標準,陳先生不過是剛過壯年盛時,正是充分發揮他作用之際,而天不假年,人不盡意,何其浩歎!
陳先生是累病了走的,
陳先生是用腦過度走的,
陳先生是開夜開多了走的,
陳先生是懷著滿腔對農民熱愛走的,
陳先生是念念不忘祖國繁榮富強走的,
陳先生是在不該走的時候走的!
於光遠、薛葆鼎等前輩對陳先生已有高度的政治評價,在學術上也有陳策、狄原渤、梅汝鴻、唐文華等老師的中肯總結,我隻能發自肺腑胡謅幾句。“精通馬列世無儔,博古通今第一流,十批判書劃時代,植物病理從頭修,創新發明益微菌,增產億萬惠農友,碧血丹心報國去,高名宏著自千秋”。
十八歲參加學運投身革命,農大恩師第一人。
博覽群書,融會貫通、獨立思考、真知灼見,農大恩師第一人。
勇於探索,與時俱進,革故鼎新,不斷創意,農大恩師第一人。
深入田間,走遍祖國,實幹苦幹,無私奉獻,農大恩師第一人。
語言犀利、風趣幽默、諄諄告誡、教書育人,農大恩師第一人。
高瞻遠矚、心係國運,慈悲為懷,情連農民,農大恩師第一人。
心地磊落,胸懷寬廣,忍辱負重、堅苦卓絕,農大恩師第一人。
再加上我前麵已提到的農大恩師第一人,陳先生是名至實歸的農大恩師第一人!陳先生安息吧!!
最後我建設:
1、 農大校領導應對陳延熙先生的評價有更新認識和補遺。
2、 應對陳先生的辛勤勞作給予整理出版。
3、 在農大校史館裏應有靠前的名師位置。
4、 在校園內塑造陳先生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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